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，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。

孟子则以思诚改变了它：思便具有了明善的意义，使工夫有了真正的着落，而不再是一个语义的转换而已。人性; 儒家作为先秦诸子中的显学，在天人之辨方面有着丰富的思考，而且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主流，所以他们在当时异彩纷呈的学派中产生的影响更大。

但也因为这样一条思路过于强调内在德性，而对外在因素考虑不足，所以有过分理想主义和泛道德性的问题，从而招致了荀子以及韩非子的批判。因为孔子是这一过程中的人物，所以其思想中前者尚有遗存，而后者具有的哲学史意义则更是极其巨大的。有趣的是，作为子思之师的曾子很少谈论天人关系，在认为与曾子关系较大的《大学》中更是根本不言之。此天之所与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至于终极超越的天命，那不是人的心性工夫所以能决定的，因此人只需要尽力于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实践，则便是安立于天命之下了。

但是如果一味地迁就现实，则孟子心中理想的政治——统一的王者之业，怎么成就呢？孟子认为，那便是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。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这句话。[28]关于帝制式儒学、生活化儒学与批判性儒学，成为我对儒学的基本分判，请参见林安梧《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省察》，1996，台北：幼狮文化公司。

传统中的儒学容或为帝王家做了不少事，但除了这种帝制式的儒学（Imperial Confucianism），历史上尚有生活化的儒学（LivelyConfucianism），还有批判性的儒学（Critical Confucianism）[28]。不过，这大阿哥并不是实体义的，而多属境界义，他是在《易经》之干元用九，群龙无首下做成的。二、对王师、曾师的实存觉知 民国六十四年秋，我初入台湾师大国文系读书，那年冬天，教我韩非子的张素贞老师介绍我去见王邦雄老师。[5]关于此，林安梧，2005年6月，「新儒学」、「后新儒学」、「现代」与「后现代」﹕最近十年的省察与思考之一斑，《鹅湖》三十卷第十二期(总号360)，页8-21，台北。

徐先生是勇者型，学问虽亦宗主心学，深于思想史式的义理阐析与政论的深切着明。之所以怨的是：它仍然不免中国传统专制的阴影，仍然不脱家长制的格局。

人生道上，王师曾师是许多实存生命者的贵人，他们不只讲学上庠，更及于民间，他们不喜饾饤考据，也不喜引注百千，他们习于直抒胸臆。王师、曾师都不离生活而立言，但曾师重在以船山之儒学而入于生活世界中，成就其爱情学。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。早期鹅湖论坛主要作者是王师，后来我以卜问天之名，踵而继之，竟也写了近百篇之多。

面对廿世纪初以来，中国民族的存在意义危机，牟先生随顺着熊十力先生体用哲学所开显的干元性海，经由一形而上的保存，进一步以智识化的理论构造，稳立了道德主体。他不会躲入象牙塔中，思想走阶梯，临风兴叹世衰道微。牟先生竟已逝世八年，但我仍记起一九九五年为先生所作的挽联： 夫子飘飘来魏晋风骨好为青白眼世俗人皆惊宠辱， 吾师悠悠去宋明义理能过生死关真儒者何畏阴阳。曾师爱情学的视域基准虽在船山学，但性情近的是明道、象山一路，至于其归宗则在孔子如何教我们爱。

在民国七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当时任主编的我召开了高级中学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座谈会，对于当时的文化基本教材展开全面而有力的批评。用船山先生的话来说自然是天之明，而自觉则是人之明，自然是天之天，而自觉则是人之天。

《鹅湖》是取自朱陆鹅湖之会来者，它表示的是一讨论、一论辩，鹅湖岂能是一言堂。有人以为我是背叛师门，我却清楚的认为是继承与发展。

[22]王师邦雄曾有《缘与命》之作，一时风行天下，1984，台北：汉光图书。相对来说，王师、曾师用的是放开、让开的方式处理，说真的，我几年来曾经怨怼而多有忧伤。他们亦都有道家之涵养，他们不重在批判、他们重在让开、放开，也因此在他们所带领的《鹅湖》给出了天地、给出了场域，给出了生机。就学问之性子、人之性情，驻世之历程，牟先生虽亦曾在香港，但于台湾结的缘更深，特别是与鹅湖结了深缘，其学术之影响力特大，鹅湖之学派意识也就自然天成了。[14]语出《孟子》〈滕文公〉下「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图片 说也奇怪，打从题目交出去，就常在心中盘桓，要交稿时，竟说不出话来。

超越的分解为的是一形而上的追溯，进而凸显由古代经典所唤起的存在觉知，就在这存在的觉知的召唤下，让这难以跨越的鸿沟有了一诡谲的辩证之销融与连结。牟先生跨过了逆格义的限制，经由译述销融重铸的过程，让中国古代典籍的话语、现代的学术话语、当前的生活话语，和合融通，铸成伟辞，他生产了鲜活的哲学语汇，开启了活生生的觉知与思考[3]。

专著：三十余部、论文三百余篇。鹅湖原是没什么家派意识的，有的只是一份对中国文化的肫恳用心而已。

[18]请参见林安梧， 2004年1月，儒教文化中「夫妇轴家庭观」与「君臣轴家庭观」的对比，《复旦哲学评论》，页76--87，上海复旦大学，中国上海。但由于我又深受《鹅湖》师友的熏染，心灵中早已奠下中国文化的种子，一直是迈向中国文化之发展而勠力的。

自一九九五年起，我提出后新儒学，主张由牟宗三，回溯熊十力，再返王船山，留心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，注意当代新儒学内圣开出外王的限制，阐发儒道佛三教所具的意义治疗学思维，主张正视生活世界及社会实践，并冀望由此而开启本体之实践学也[24]。三、鹅湖学派的因缘及实感的批判之路 王师、曾师本没多少宗派意识，他们虽都私淑于唐牟，但不限于唐牟，起先的鹅湖本来就多元，即如现在也还多元，而且多元的南辕北辙，但为何这多元往往世人忽而视之，只见其一个势面而已。此中有真性情，肝胆相与。曾昭旭先生则立身在儒，学问重心亦在儒，特别是实存当下之儒，但却有道家的从容与佛家的悲智。

文中指出王邦雄先生立身在儒，成的却是道家的自然与法家的实切，而性情则有些墨家，但却仍归于道。但大家不敢正视它，祇心中祈祷着，要它澄清而已。

《鹅湖》已经200期了，当代新儒学的前景当不再寂寞，不再枯索，而是迈向一崭新的可能。[11]关于此，请参看，蔡仁厚〈性情与修养－为牟宗三先生专号而作〉，《鹅湖》，台北，2007年4月，32卷10期，总号：382期。

最近一年多来，鹅湖有了巨幅的改进。再者，作者引述了他在200期及三十年所写的纪念文字，并多所反思鹅湖群体之发展，并引生后新儒学的论点。

一小时下来，几乎全班都订了。有天之天方始有人之天，有人之天正可终成天之天也[13]。这次座谈会给我最大感慨的是：其实这问题拖得太久了。王师立身在儒，成的却是道家的自然与法家的实切，而性情则有些墨家，但却仍归于道。

[7]关于此，林安梧，2005年12月，明清之际：从「主体性」、「意向性」到「历史性」的一个过程--以「阳明」、「蕺山」与「船山」为例的探讨，《国文学报》第三十八期，页1-29，台湾师范大学印行，台北。自然是顺天地之气，循此天地之气的律动而动，也就成了﹔但自觉则是要一逆返的工夫，回到价值之源，溯至心性之源，在这样的参赞过程里，才能生出个恰当律动来。

[6]关于此，林安梧，2002年1月，从「牟宗三」到「熊十力」再上溯「王船山」的哲学可能--后新儒学的思考向度，《鹅湖》二十七卷七期(总号319)，页16-30，台北。鹅湖、鹅湖，湖中之鹅，岂愿自限，但毕竟就在此湖，外人看此湖，不免就有了门派想法。

当然，牟先生将康德哲学之穷智以见德经由儒道佛三教的销融，转而为尊德以摄智。比较过瘾的有一次，我与陈文章一起到张起钧老师授课的代办国文系课上，因上课学生多已有工作，或为教职、或为文职，起钧老师要我与文章每位同学先发一本《鹅湖》、一本《哲学讲话》，他兀自在黑板上写了张门四君子：吴森、吴怡、王邦雄、曾昭旭，几行大字，就大谈特谈中华文化的使命来。